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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上执政书》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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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 17:46: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范仲淹《上执政书》白话译文

    年 月 日,范某,谨择日遥拜,上书给史馆相公(宰相)、集贤相公(集贤殿大学士)、参政侍郎(副宰相),参政给事(副宰相助理):
恭敬当今圣君当朝、四位贤臣一心同德,这是千百年中言事的大好时候。然而圣贤在朝主政,难道还须下士的建议吗?古代圣贤,采纳普通百姓言论而成就大功的很多。何须等在下来论证?更况儒家之学,非王道不谈,因此在下才敢拟写文论以谈国事,仰望万一有所裨益。所谈皆是当今易行之事,那些不能行的,臣下不去说。
    在下敬思:相府为百官之首,待遇丰厚,晨起夜眠,都在想令国家安宁,使人民富足长寿,以此报答先王知遇之恩,实现当今皇上的美好愿望。况且圣贤心怀坦荡,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想与天下人同欢乐。然而并非难以想到,是难以做到啊!浏览先前的书,臣下见西周西汉初兴时,圣贤共治,使天下安享福寿数百年,那时辅政者所立之功是多么大啊!东周东汉衰败时,奸雄竟起,使天下遭受刀兵数百年,那时辅政者所造之罪可谓严重啊。李唐之兴盛,如西周西汉一样;其衰败,也同东周东汉一样。自我大宋有天下以来,经之营之,长之育之,直到太平。累加历代圣主之功,怎能说不大呢?然而否极则泰来,泰极则否至,天下之理,往复循环。思考圣人所设卦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知道变通的人,能长久吗?这正是圣人作《易》的宗旨,把它授予管理天下的人,怎能说没有作用呢?
    当今,朝廷无忧,天下太平,兵卒无用,学士不曾教,都已很久了。朝廷内外开始奢侈了,百性反而更加困穷了。朝廷无忧,则逆耳忠言难进;天下久平,则福祸逆转可畏;兵久不用,则武力装备不坚;学士未曾教,则贤良人才缺乏;中外奢侈,则国家经费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百姓不感恩。逆耳忠言难进,则国家言路不通;福祸逆转可畏,则奸雄或许正等待时机作乱;武力装备不坚,则外国敌对势力就有机可乘;贤良人才缺乏,则国家职位就会被人窃取利用;国家经费无度,则百姓物力将会耗竭;天下百姓不感恩,则国家根基不稳固了。如果相府有心变革,为国家坚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安享福寿数百年,则是当今相府辅政所立之功;假如不思变通改革,而仅仅维继岁月,一旦乱世再起,使天下遭受刀兵数百年,也是当今相府辜负天下的罪过。汉朝曹参为相,遵守前任箫何成规,因为天下久乱,使人休养生息,不敢有所作为,是权宜之计。当今天下太平日久,修理政教,制定礼乐,用来防微杜浙,是顺天之道。西晋衰败时,张华主事,因无人相助,所以采取维持纲纪,来迁延岁月,最终不免灾祸,致天下大乱。今圣人在上,老成持重的贤臣辅佐左右,怎能只取维持之功,而忘固本之道呢?
    在下认为相府报 国奉君之功,正在于稳固国本、积聚民力、谨授官职、防备外敌、杜绝奸雄、畅通言路。稳固国本,在于慎选县令、择郡守,来挽救百姓之苦难;积聚民力,在于遣归闲散人员,裁除多余和不称职的官吏,来充足当年的财富;谨授官职,在于慎重选举、注重教育,使代代人才不缺乏;防备外敌,在于培育将材、充实边郡,使外敌不来侵扰中华;杜绝奸雄,在于朝廷无过失,百姓无怨恨,来防止乱世之阶;畅通言路,在于保护直臣、排斥奸佞,致使君主行于正道。
    至于慎选县令,择郡长来救百姓之苦难,为何呢?我看现在的县令,按惯例授职,大多不是清廉有识之人,衰老的为子孙谋划,则兴趣在请客送礼,事事徇私;少壮的耻于任州县之职,则从政得过且过,事事唯求扬名。所以一邑之间,文书名册不准确,官吏差役无敬畏,徭役赋税不平等,判刑处罚不公正,利民之事不成,害民之事不除,鳏寡老人无人抚恤,游手好闲无法管制,种植作物没有增加,孝悌之道无人教导。从一邑来看,就知四方县政十有七八也是这样。期待王道复兴,不是很难吗?我恐后代写书议论得失者,会说相府有不挽救弊恶的过错。使天下穷困,怎能让这样的人做父母官呢?
    又,朝廷早就有选择县令郡长的打算,没有实行的原因,可能是希望以礼退人,不想乱动多人之心,所以就采取保守而谨慎变革。这怎能是长久治世的策略呢?如果变革之中,不忘施恩,对仁政又有什么损害呢?约计当今全国县令和录事参军,除任京职和朝官外,才不过千、数百员。向来赐给京职朝官的恩典,州县一级很少能得到。至于天下县令和录事参军,自大礼以前考核任满十年的,可在任职期满日替换,授予京职朝官,考核任满七年以上,可于任满日按他的资俸,授予录事参军。那么县令中老迈昏庸无政绩的,就可除去数百人了。因为京职朝官及禄事参军,离百姓较远,为害也就较小。这就是以礼退人,大家哪能有怨心呢?这中间计量考核最值得重视,选拔推荐的很多,等到斟酌选任时,要分别议定奖赏。前既善退,后当精选。那些判官、司理、主簿、县尉的官职,无需通过举荐。初次入县令人选的,可一并入选录事参军。如无缺员,可授予大县簿尉之职,仍赐给县令参军的俸资。那些任过县令参军,已领受过那种恩赐,要合入本资的,可依初入之标准。颁布此数条政策,选入县令的就少了。然后委任清望官,应从判官、司理、主簿、县尉中举荐经过历三考以上,有政绩的人来充任。川、广、福建三路的县令,可交给转运使等,就近于判官、司理、主簿、县尉中选调,从人方便。如果此后诸处县令,特别有成绩可大力表彰的,应当就地升迁,再留任三年,希望宣扬政教的可以成为风气,而侥幸小人自当服从国法。如此实行,三五年中,天下县政,就可澄清了。愿相府为天下百姓实行它,为国家稳固基础而思考,不因为听粗陋之言而嫌弃,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大幸!
    臣下又见当今的郡长,很少有能尽心的。有崇尚迎来送往应酬的,有贪图饮酒作乐安逸的,有的急急忙忙为富贵攀援,有的孜孜不倦为子孙打算。志向不在理政,对人民哪里会有功劳?把狱讼略简当作政治成就,把教令不行,说成坐镇一方,把移风易俗当作一句空话,把轻贤攀贵视为善明事理。清正廉洁者,无人嘱托就不会被推荐;贪污腐败者,只有穷寒门第才会被查处。放纵下级奸滑苛刻,听任风俗奢靡越礼。况且,国家有职别礼制,禁止民众越礼,早已颁行,是不能轻重随意执行的。假如国家仁政不能普及万物,礼义不能禁止非法;为官者饱吃闲饭,老百姓却面有菜色;有抚恤孤独老人的,则被指为求名,有打压豪强的,却被视为惹祸;得过且过的恶行,积习成风。让这一类人共治天下,王道从何得兴?臣下恐后代写书议论得失者,也会认为圣朝有不努力挽救流弊的过失。
    然而朝廷任免郡长为难的原因是,有固定官制,不愿动摇,怕招来怨谤和投机取巧。所以做知县两任后,照例迁升通判,通判两任后,照例迁升知州。在下位时,注重操守名声,希求清明被举升;居上位后,无心进取,才能缺乏,失去了往日的操守,偷安无为,以至于失败。对此,怎么办?所以,为官贤愚同等奖励,清浊一样升迁,这是朝廷在上面回避生怨,却把罪过转移到下层,坐等失败自己到来。老百姓怎能忍受?郑庄公等待共叔作恶自毙,而被《春秋》批罪,是因为有意助长他的恶行。《易》上说:“踏着薄霜,知道坚冰快要成了。” 既然由此辩知,不如及早明察。这是圣人明明白白的教导,怎能为先王所用而在今日废弃呢?近年来各处郡长,因贪赃犯罪的有数人,都是恶贯满盈的人,早就为百姓怨恨。这一类的,最后也没被揪出的,就只有几个人吗?虽然转运使、提点刑狱的职责在于访察调查,像那些地位名望高的,势力大的,不到败露时,很少有敢于揭发的。应当通过道德议论,激扬天下贤愚清浊。
    古代天子五年一次出巡,皇上严肃法令到现在已六年了,因军国责任重大,不能行远古出巡之法。今在郊社典礼之外,应宣布大庆,可在内外两种诏令之上,密令选派贤明之人去巡行诸道,来兴利除害,罢免昏庸、提升清明的官员。巡查四方苦乐,怎能同于常务?可命御史严厉告诫百官,与出使之官,杜绝书信名帖的往来之礼,照例第二天一早上路,来防止请托。如能有利天下,哪里会损伤大体?出使的官员,应该公开以“庆典”为名,来安定远处的视听。各道中的知州、通判,那些年老无为者、软弱无能者、贪赃腐败者、残暴虐民者,轻蔑法纪者,堕落无救者,都可奏报降职,以此来激励那些占着职位却吃闲饭的人,又能让上面知道四方好坏情况。没实施皇上巡狩的大礼,而派遣观察民风之官使,并非不合典章。然后委派清明有威望的官员,从朝臣通判中选举各位郡长,从朝臣知县中,选举各通判。今后通判之官,如无显著政绩或有特别推荐,虽然久居次官,只可加恩,郡国之印,不能轻意授予。那些知县选入通判者,应比照此例。这样实行,天下郡政,滥用职权的就少了。现今一司一务,有的还要推选官员,而一郡之间,百姓数万,这权利反而能轻意授予人吗?愿相府为天下百姓利益来实行,为国家稳固基础而思考,不因为听粗陋之言而嫌弃,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大幸!
    前面说有固定官制,不愿改变,恐怕招来积怨和毁谤而促使侥幸泛生。两宫圣人临朝任命官吏,公开辩明是非,澄清天下,哪有什么怨恨和毁谤呢?自此以后,非被举荐的不予授官。举官的责任,按律典不轻,哪里能容什么侥幸呢?如所举之人,果然政绩突出,就应当表彰举荐的人,来激励后来者。圣朝未实行这一制度,大概也是缺失。
县令郡长既然都由有才能的人担任了,然后遣归闲散人员,裁除多余和不称职的官吏,来充足当年的财富。怎么办呢?我见天下粮食布匹,价格飞涨,人议论说是百姓多了才这样的。臣下认为百姓生的多了,那么干活的也多,怎能说是人多了连累的?古时有四民,秦汉以来,加上兵及僧道,共有六民了。现今六民之中,脱离生产的不可尽数,这是天下的蛀虫。读书人有不学先贤而享俸禄的,种田人有不尽力而受饥荒的,做工的多奇巧器具来破坏法度,经商的多囤积居奇来扰乱市场,当兵的冗员太多而无急务,僧道游荡而没有节制,这六民脱离生产的不可尽数,却都从农民哪里获取衣食。这样,物价怎能不贵呢?这样,哪里的农民不困难呢?我认为粮帛价高,由于播种没有增加,可是取用的人多了;金银价涨,是由于制度不严,而用作器物的多了。有说是因支付辽夏岁币才使金银价贵的,但大地所产的,与恩德信义所给出的,自可比较,这不是我所敢知道的。现今变革的制度设计,又多又细,我冒昧大略谈来:
    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理,以清净为宗旨,理解它的奥妙,在于各人的领会。有学问的人尚且难以解释,更何况普通百姓?君子不谈论,因为那不是当今治理天下的道理。他们徒众多且不净,不可不加约束。今后天下俗人剃度出家,可在本籍贯申请,一定要询问他的同乡里人,如有罪恶,或者父母在无人供养的,不能答应他的请求。如果已经剃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不准外出方游,这样百姓的父母就少有转死在沟壑里的了。这也是抚养孤独、助长孝悌的风气。在京师的道观,多招来自四方的人,应当拿出本籍贯的官凭,才准许收录,这也是分辨奸细、遣归闲散人员的重要措施。天下寺观,每次建筑殿塔,损耗百姓的钱财,动不动就超过数万,应只许修补旧的,不准再建新的,这也是给百姓增加财富的办法。
    还有,古时兵器藏在民间,一边耕种一边战斗。秦汉以后,兵营粮库成为常规,贵在武装勇猛精锐,以备战争急需。当今军队中老弱之兵,怎能胜任战争需要?即使回降等级,还会浪费物资装备。然而国家非常仁慈,目的是让百姓存活。如果下令军旅中年龄在五十以上的,有资产愿意退伍回乡的,都应允许。这就稍稍节省了军费,又顺应了人心。无家可归者,自然按旧典办理,这是裁减冗员的一种办法。另外各道巡检所统的兵卒,都是本城服役者,根本不是武士,让他们制止暴乱,十人抵挡不了一人。可是各州仍担心兵力不够,常又招募,以粮棉计算,耗费万亿之多。以我看来,自京城向外千里之内,多有寇盗,大概是因为设置巡检,分路太多,士卒非常疲弱,所以追捕无效。不是要害处的,都应当取消;保存的地方,由禁军帮助,训綀既然精良,追捕寇盗如同取物。况且千里之内,调动不难,又使他们少受行军之苦,也不至于产生骄惰。那些无用之卒,可减少数万,应该能使各郡减少招兵。这是裁减多余兵员的又一种办法。还有京城周边五百里内,民田多有空闲,农业种植不够广泛。既然已经开通沟渠,还要挑选令长,向父老问计,研究利害关系,在数年之间,努力达到富庶。不破十分之一的税制,而可增加百万的收入,那么江淮的漕运供给,差不多可以减半,挽舟的兵卒也就相应减少了。这是裁减冗员的大计。
    说到工人奇器巧具,破坏先王法度;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秩序。内外因此奢侈越礼,上下得以骄纵浮华。应当彻底改变轻薄风气,严肃申明制度,让大家少用珠宝玉器,以粮棉为宝。这又是破除超越礼法、增加财富的根本。当今时代盛明,有什么事不能做呢?过去,国家禁止使用涂金饰品,很长时间未能杜绝,一旦命令官夫人不得穿戴,工匠不得制作,到现在天下没有再敢穿的了。假使别的奢侈越礼的东西,都象禁涂金的方法,又怕什么禁不住呢?
    又,务农之家,自古都被尊重。现在国家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每到春天开始,就发文给郡府,郡发文给县,县发文给乡。乡报假给县,县报假给郡,郡报假给使臣,利害不能明察,上下互相蒙骗,这怎能是朝廷的目的呢?
    若县令郡长,一旦换人,就应下诏书叮咛,遣返流动的闲散人口,禁止奢侈的工匠商贩,裁减多余士卒兵勇,劝勉辛勤耕耘种植。按照《周礼》司徒之法管理推行。使播种耕耘者,注重时节和规范,对辛勤、懒惰奖罚相应,然后致使天下富足康寿。那些自己不要富足和康寿的,谁能去改变他呢?这就是厚积民力,稳固国本的方略。看那《国风》的《七月》篇,小雅的《甫田》篇,都把农夫的丰收作为王化之基础,难道是圣人不加思考而说出来的吗?所以周、汉、李唐,虽有祸乱而能中兴的原因是,百姓没有厌弃朝廷的德行,作乱者不能改变天下人心,是国本稳固啊!六朝五代之乱世,很少有能中兴的,百姓厌弃了朝廷的德行,安民者有理由改变天下人心,是国本不稳固啊!既然如此,那么厚积民力、稳固国本,除了选县令、择郡长,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有的说选择县令、郡长,时间长了就缺乏人才了,有什么办法来继续呢?我认为任用而不选择,贤能怎能进来?选择而不教育,贤才怎么能相继呢?应当在选举上谨慎,则政位不再虚授;在教育上重视,则各代人才不乏。当今读书人中有不尊古圣的隐患,抛弃先王经典,推崇末世文章,言辞多纤丽污秽,学士只想苟且偷安,出言不明道理,心中没有诚实。等到当了官,少能实行教化。出类拔萃的,哪里容易得到?中间一类人,定只是随波逐流。至于明白经道的人,都被隐没了。讲议未曾听过,威仪未曾学过,在百姓头上做官,不断给人留下笑柄,要求他们能当好官,百人中才有一人罢了。《诗经》中说“长育人材”,是何道理呢?古时学校建立在诸郡国中,王道之风如云遍过。师道不能振兴,典籍销毁散失,是因为圣朝不努力挽救吧?正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等到何时才教育呢?在选材用人之际,才担心得人之难,犹如不努力耕种而想得到收获呀!
    今春下诏给礼部考试,凡是作文之人,准许保存策论,对明经之士,特作表扬。天下人的心里,会一致赞同。他们中间所存策论,不知论主是谁,宗旨不明,人们如何相信?假使在举荐考试时,先凭策论来看他的要旨,再由诗赋来观他的全才,以要旨来定他的去留,以全才提升他的等级,有讲习的,另加考试。人们一定努力去学,来符合精举要求。更应深思政治根本,渐渐复兴古道。先从设有都督的大郡恢复学校制度,遵照《周官》之法,复兴孔家教育之风。设立文学专员来专门管理这一事务,用诗书礼乐使人敦厚,用文行忠信教人明辨,一定会成为杰出人才,壮大可作国家栋梁之材,何况用作州县之官呢?学校的兴起,历经三代盛世之主,能是小道吗?孟子所说“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难道是随便戏言吗?推行数年,读书人的风气就会大变。这是举荐人才的根本,达到治化的基础。
又,唐朝盛世,经常举行制科,由此选到的大才,成为将相不是一个。使天下奇士,学习治理国家的大业,成为国家杰出之才,是上策。先朝偶尔事务繁多,暂时停办此科。现在可随每次贡举的时候,恢复已废的制度,一定会有国家大材继承唐人,这难道不是国家的重大选举吗?不要说不一定选到人,就废弃这一办法,这都是谨慎选举,注重教育的策略,又为什么怕缺乏人才呢?
    如果国家实行这几件事,同当今刑罚管理一样用心,就没有不成功的。前代社会动乱,连年争战吞并,没有为后世来年的打算,所以这些治理之道久被忽视,反而成了不急的事情。既然正是太平年代,应当为长久谋划,怎能象西晋的祸乱,而有何公(+注)的感叹呢?愿朝廷想到祖宗的艰难,愿相府建立风气教化的基本,一要天天谋划,二要天天实行,不因为听粗陋之言而嫌弃,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大幸!
至于山野中的贤士,有的节操笃诚厚道,有的文学高明古朴,应隆重行召聘之礼,来改善追逐虚名的风气。国家近年,没有下过征召之礼,偶尔招聘隐士,都不过是助教的虚位。孝顺廉正的高士,正把这当作耻辱,有什么敦诚劝化的作用呢?
    又,未入流的官员,人员不够清纯,沿用他们会使百姓受害,辞退他们又会让各司缺人。要使他们不受大众责骂,获得鼓励,不如改善原有制度,增加奖善的方法。自从任簿尉两年,如有人推举奏请,准许升任录事参军,录事参军如有人举奏的,准许升任职事官,或者换任三班使臣。既然有提升的门路,怎能没有敬畏法律的诚心呢?假使流外官员没有升迁的机会,那么尽心奉公的人一定很少。今后百官中新任之人,不管是用他的艺能,或者是从仕族中选拔,一定要审查他的履历,认真考试。逃避徭役的,没有档案的,严格清除他们的危害,对他们提高防范。既激荡那水流,又澄清那源头,又怕什么流外人员的多余呢?
    我另外所说的培育将材,充实边郡,使外夷不能侵扰中华,是什么呢?听说古代善于防御边敌的,不缺少领兵之将,所以打仗不会失败;边塞供给充足,所以城防不会被攻破。外敌多疑胆怯,不敢深入,这是刘汉王朝长久稳固的原因。不善于防御边敌的,将领只是几位贵臣,边防要从远方补给,所以打仗就败,围城就破,外敌没有疑畏,会乘虚深入,这是后晋石敬瑭灭亡的原因。现在久不用兵,不一定是福。在唐开元盛世,有函谷战役的失败可以借鉴。为什么呢?过去能打仗的,已年老昏花,当今年轻力壮的,轻浮没有经验。闻名的大将,常常衰退,晚辈们尚未建戍边之功,这是朝庭一定要考虑的。还听说沿边的诸位将领,不谋划方略,不训练士卒,结党攀援,禁止他人指责,保守禄位期求恩宠,这样的将领一旦急用,肯定不能成功。加上边疆民众稀少,边地军备不足。不贵用兵的时代,武备少而吃的多,如在边地驻扎大军,一定要靠远地运输供给,那么中原就会更加穷困,外国会更加骄狂,敌军深入的危险,不可估量。到那时,朝庭中即使有象皋陶那样的谋臣、伯益那样的能士,也不是困难吗?
    国家的祸福,如同百姓的家道一样,兴盛在累积之中,溃败于顷刻之间。圣朝哪能依赖太平盛世而忽视将来的打算?西晋王衍的教训还能说不明吗?在清谈之间,坐等失败,就在于未作预先准备,知道而不采取行动。‘许下’战役中,兵士每天伤亡十万,怎能不痛心呢?现今西北和好,应当作长远谋略,居安定要思危,有备才会无患。过去周代成王盛世,王道太平,等看到《周礼》中还有大司马布阵争战之法,明明白白地完整保存,才知道以礼乐治世的朝代,也没曾废弃武备。
    当今孙武、吴起的兵法书籍,列为禁书不准学习。如果有英雄豪杰,学习它也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况且秦朝焚书,想借此愚弄百姓,长久保持天下安稳。到他失败,陈胜、吴广难道是读书人吗?况且前代名将,都了解天时人心,继承忠孝。将门出将,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现在将家子弟,轻视听受兵书谋略,无所用心,只是骄纵奢侈罢了。文事要有武备,像这样能算有武备吗?当今应在忠孝之家,搜集懂得兵法的将材,密授兵略,让他们历练边职,使其认识山川走向,经受星霜艰难,一朝用来打仗不至于太艰难。十人中能选到三四个贤材,就不算少了吧,至于四海九州,定会有壮志,应设武举,以收录闲余的人才。唐朝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选到的,这样的人能遗漏吗?又百官之中,向来有才识的人,可赐给孙吴的兵书,使其懂得文武之道,他日安抚边境,大多可以担当重任。这都是培育将才的策略。另外,沿边知县、通判,要精加选择,特别授给诏命,专门谋划农桑生产,三五年间,令军库充实。此是充实边郡的方略。将材既然优良,边郡既然充实,军队战斗不会败,城被包围不会破,外敌多疑而且胆怯,还敢深入吗?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了。
    前代防御外患,他们的方法不止一种。唐朝陆贽主张沿边备守的方法,要求安置本土士兵,努力做好营田之事,与今天的情形相近,可以简约实行。所谓本土之兵,像当今北部边境云翼招收之军,还可以增加,作为奇兵。至于营田之利益,应当经常进行且要增加。愿相府为国家安危考虑此事,五代之乱并不遥远;为河朔地区的百姓考虑,景德年间的教训在前不久。现在相府费一夜思虑,可绝百代之耻,不让中原人民见到新的战争,不让新生之儿愚昧无知,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大幸!圣人说:“没有管仲,我可能成为夷荻的俘虏了!”又说:“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着管仲赐给的利益。”管仲是创造霸业的贤臣,能拒外敌,保华夏,功高当时,惠及后代。何况朝廷的盛德呢?
    臣下另外所说的朝廷无过,百姓无怨,来防止乱世的发生,是什么呢?天下奸雄,没有哪一代没有,有的穷困在暗处活动,有的发起成为大盗,专等朝廷的过错,抓住作为乱世的借口,幸灾乐祸,声称为民起义。要不然,用什么名义来作乱呢?现今朝代圣明昌盛,哪有大过?不过也应仔细防止小的过失,杜绝导致不可挽回的错误。或者外戚宠近干扰政权,或者大兴土木消耗国力,或者赐禄行赏不均,或者纲纪懈怠未得整治,或者任用差使不够公平,这些也都是过错的发端。
    臣下冒昧稍稍列举一些过失来说明:国家戚近之人,不能不加约束,升官任用时,应考量他的才能,不是说惜恩,是害怕招致敌乱。如果能力小任用重,就会扰权乱法,增加朝廷的过错,启发奸雄的意图。《周易》说:“小人擅用君子的器物,盗贼就想去夺取它了。”盗贼,就是所说奸雄吧,现今道路传闻,有僧人道士之徒,有杂耍卖艺之辈,结交请托亲近,邀求给皇帝进贡,有的受到恩赐,有的授予官爵,这就是乱权的开始,不可怕吗?赏罚是天下公平的标准,标准一有私心,那么天下的轻重好丑随之就乱了。这是先王所慎重的事情。
又,大兴土木,早已是大的损耗。有的说土木建设所费,出于内库,没有伤财害民的坏处,所以不需要禁止。我认为内府的物资来自百姓,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长期聚积下来是为军国急难做准备的,不是用来向神佛谄媚讨好的贡品。国家祈求上天永续王命的关键,难道在这吗?如“洞真”、“寿宁”之宫,因漫延的大火灾难,一夜烧尽,难道不是天意给皇帝内心以警示吗?高大的土木建筑并非神灵之所凭据的。怎么可以取百姓膏血之财利,放弃军国急难的准备?以迷信活动,求无形之福,怎能不错呢?一旦有紧急忧患,需要给赏之资金,即使想加重百姓困苦,重征暴歛,还能来得及吗?这是消耗国力的重大事项,可以不戒吗!假如说内藏丰余,用之不尽,那么前时黄河劳役,派数十州的人在道路上奔走,极力背负物资,难道还怜惜府库的剩余物资而不用吗?所以土木的为害,应该全部停止。是相府不出言呢,还是皇帝和太后两宫不听从呢?
    又,文武百官的禄俸,按兵荒马乱的五代制度,有的职轻禄重,有的职重禄轻,重轻之间,奔走竞争者就来了。大通盛世,还怕贫富不均,这又怎能是圣朝的本意呢?该增加的增加,该减少的减少,来建立长久伟业。
    又,今主管盐铁、度支、户部的三司官员,任命很不一般,禄俸赏赐都不轻。为何明知错误而不说,大多培养虚名而自求升迁?天下钱财和粮食,由众官吏征收,搜刮无厌,处处惹怨,使先帝薄税赋的政令不能惠及到民,屡伤中和之气,丰年很少遇到,竟然还不是过错吗?也许因为三司的官员,没有定考核年限,不问考核成绩,早上授得此职,晚上又求得他官,只说是借道经过,互相隐藏过失。天下受难,责任在这些官员。哪里是圣朝的本意呢?应当另行制定考核办法,慎重议定赏罚,激励朝中英雄俊杰,扶救天下疲弱病害,大概还差不多吧!
    又,古代功勋大臣,被赏赐后代。现今却每到举行大庆,就一定会行此恩典。门下、中书两省以上,被奏荐的子弟,定当京官,和众官相比,也已是很优越了。而特别在每年圣节,都各自排出子孙,叫做赏恩后嗣,已是过于繁乱。先王所封爵位,私自授给他人,竟然还不是过错吗?不是君主危难、臣子越位的朝代,为什么会纵容到这种地步?于是使年轻子弟充塞了做官的道路,还没能考古明辨是非,就让他管理人民。国家以此为患,多次要进行治理变革,但只改变下面而不改变上面,管那边而不管这边,天下人会以真是在变革吗?我相府难道会在意一个子弟的恩宠而不作百官的表率吗?
    又,边远官吏多是出身贫寒,而权贵之子很少远离国都。这些权贵之子,在诸司衙门的事务中往来应酬,对四方周边的事情却愚昧无知。况且诸司衙门,代表朝廷的纲纪,是风俗教化的门户。因为童孺时期,不曾受到激励磨练,致使寺省机关的规章剥败,如床足脱落;公卿的后代,贪图安逸而毁坏了声誉。没曾经历过磨难,怎能有远大作为?不仅仅招致百官的非议,实际上也玷污了国家重臣的公正。这些就是赐禄行赏不均,纲纪懈怠未得整治,任用差使不够公平一类的情况。这些弊端由来已久,难道还要走向极点呢?愿我相府能变革这些弊端,能够转变这些严重情况,那么天下风化成就,就不算难了。
晋代赵王伦、石勒等贪天子之位,口中责贬丞相,难道不是奸雄之人等待朝廷的过失吗?又,现今一直过安稳生活的百姓,不经生灵涂炭之苦,劳动就容易生怨,扰动就容易受惊;猛将谋臣,威信还不显著;而且边民还很穷困,边防仓库还很缺乏,如果有骚动,运输艰难;武器装备不坚固,外敌入侵意图可能扩张,一旦受到征战侵扰,或者经受饥馑灾难,百姓穷困贫乏,奸雄就会奋起,鼓舞一群小人,导致流血千里。五代时的教训明明白白,不只是史书才可看到,大家也都是耳闻目睹的。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也曾征战四方,劳民运输,可是百姓不敢生怨,奸雄不敢妄动,为什么呢?一是五代余民久经战火,刚看到明盛之主,象孩子见到母亲,即使有劳役,不比往昔严重,这是百姓不敢怨的原因。又,正乘开国运势,神明英武之威远震,征伐四方,行动如山压顶,不可抵挡。况且亲自穿上盔甲,尝遍艰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是奸雄不敢妄动的原因。然而彼一时此一时,朝廷能说当时容易,而不考虑今日的困难吗?
    又说保护直臣,排斥奸佞,使君主成为有道之君,为什么呢?如果人没有疾病,那么苦口之药很难被喝下;国家没有危难,那么逆耳之言很少被采用。所以奸佞容易进来,直臣容易退出,使君主成为有道之君就难了!等到人已经得病了,汤药一定会混杂喝下,所以就很少有效了;等到国家已有危难了,建议定会被混杂采纳,所以就很少成功了。大概奸佞在旁,直臣远离,后悔也不容易啊!现今朝廷安定已久,批评意见不能被采纳,是形势发展到这样的。
上天明戒而不知改变的,灾祸就可怕了。我听说京城都去年大水,今年大疫,四方百姓听说这事,无不大忧。这是上天给予的警戒,可不是白白这样的!而且京都的灾害,比四方严重,为什么呢?大概京都是政令教化的发源地,君主相国的居住地。灾祸还不满,天命还没有灭绝,所以警示才表现出来。不仅是令人心恐惧,更应修整政令。国家之德还可以兴隆,天下王道还可以实行。假如内心没惊醒,仍不修整政治,灾祸渐渐盈满,天命渐渐断绝,那么国家四海,又将怎么办呢?有的说国家灾难,由历数决定,不是从政教中来的。假如象这样所说,那么夏禹治天下的九类法典,真的是妖言吗?难道要焚烧抛弃吗?如果天下有好事,就归功给自己;天下有灾祸,就归罪给上天。这哪是圣朝的用心?愿废除术士的言论,遵奉先王的教训,定不会错误,定没有过失。保护直臣,排斥奸佞,那么两宫二位圣主的心,如太阳和星辰,谁能遮蔽它的光明呢?即使有奸诈作假和花言巧语的,若考查他的行事,又怎么能隐藏得住!
    我往日没有尽言,今天把话说尽了。因学识浅陋,思虑不够精细,加上母亲安在之时,非常害怕失去禄位,不幸母亲今天不在了,朝廷如果发怒,我从头到脚只有一个忠字,又有什么可怕呢?假如相府思考变革的策略,为国家作长久打算,稳固基础,一旦王道重新实行,使天下富足康寿数百年,就是福在国家,功在相府,天下百姓能长见太平,大幸!大幸!
    在下认为五代以来,诸侯暴虐残酷,视人民如草芥,生杀任由他们。皇朝龙兴后,法典全部放宽,真宗皇帝象天一样仁慈,在这方面非常尽心。在内举荐执法官吏,在外创设按刑之司,刑罚中间不敢有错。如果今天在教化方面还象刑罚一样用心,又怕什么做不成呢?现在官宦之间,很多人议论按刑之司的设置没有好处,也是考虑不够深刻。如能用人得当,纠察四方,杜绝百姓冤案,协助先帝的意愿,怎能没有好处呢?用人得当罢了!不能说江河已平安,就可以撤除堤防了。现在刑罚已经清明,王道可以实行,这正是天下有志之士为相府所珍惜的时机。有的说天下之事,就象指点于掌心,难道相府还不能行吗?也在两宫的心意呀。所谓人主在上,有时喜怒生杀,有时好恶邪正,在上言进谏的时候,就知为臣不容易了。至于修整四方的政教,维护百司的纲纪,澄清风俗,就是相府的职责了,还一定要等两宫的旨意吗?
    假如相府怀疑我的话,以为是想要让圣上和诸贤臣了解,为我的身名打算,我难道不能在丧期满后,歌功颂德,美化伟大的功勋,来随顺现时的赞美,又何必居丧上书,违背礼法,进献逆耳的言论,弄得终身被弃,使自己身处贫贱呢?所谓不敢因一心之悲伤,而忘天下之忧苦,这不是为个人身名打算应当很明白了。观察前代,当国家安定时,读书人上书言政,议论兴亡之道,如不是圣主贤相,那么百人中没有一个被采纳的。等到过后,就有后来的史臣把它收录于书册,作为将来朝代的借鉴。今日我所说的,愿相府能为国家天下利益采纳一二,不希望后代史臣收录到书册中成为将来的借鉴。
    我狂妄乱言,是杀是免全都听命。因为朝廷深严,恐怕不能上书,才敢在相门下,各寄这篇文书,或许有一天送达您面前。打扰了您,我不胜惶恐激动至极。不合常礼,死罪,惶恐再拜。


【译文: 主译:王从波  孙纲  注释:董平(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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