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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经世名篇《上执政书》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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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2 20:05: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范仲淹经世名篇《上执政书》略谈
范春生


【摘  要】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文正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著述。《上执政书》(以下简称:《书》)就是一篇以书信为表现形式、议民生述国计的不朽之作。《书》以古鉴今,引经据典,结合实际,虑远谋深,它提出的诸如“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等治国方略之影响是深远的,它折射出来的许多治国理念与忧患意识对正在一心一意图振兴、谋发展的中华民族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世   治国    先忧后乐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文正公的母亲谢太夫人辞世,文正公丁母忧、居应天府(又谓南京,即今河南省商丘市)。时任应天府知府的晏殊听说文正公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于是力邀文正公协助掌管应天书院。《书》就是他在协助掌管应天书院期间撰纂的。


一、文字略论
(一)关于版本问题
   《书》多被收录于《范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有若干个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被命名为《范文正集》。各版本收录的《书》在文字与内容上略有差异。比较常见的《书》的版本有两个,一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8版《范文正公文集》[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DB/OL〕.国学大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8出版,影印)./2018-05-23。]收录的《书》。该版本源自“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宋刻本影印原书版”。关于该版本最早的出处,书首云,“此书得于范氏主奉家的、系原本宋印”(以下简称:北京图书馆版)。
   二是《四库全书.范文正集》[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DB/OL〕.国学大师(四库全书,影印)./2018-05-24。 ]收录的《书》。《四库全书.范文正集》源自“南宋孝宗赵昚淳熙丙午鄱阳从事綦焕校定”之版本(以下简称:四库全书版)。
   北京图书馆版《书》计7438字(不包括篇名、无标点符号。下同),四库全书版《书》计7606字。
北京图书馆版与四库全书版的《书》之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后者在开头称呼部分多出了“丁忧人”这样一个自称。
   第二点是后者在正文开头的部分多出了‘为什么要居亲之丧而上书言事’这样一段话语,共涉及一百五十余字。
除去上述两点,两个版本的《书》,虽然在个别字、词上存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没有使文义出现大的差异。譬如在引用“天子五载一巡”之古例,建议“密选贤明巡行诸道”时有一句话,四库全书版《书》的表述是“又四方得以上闻”,而北京图书馆版《书》的表述则是“又四方利病得以上闻”,很清楚,二者只有繁简之别,在意思上并无明显差异。
   再譬如在“育将材,实边郡”一节有一句话,四库全书版《书》的表述是“敌疑且畏,罔敢深入”,而北京图书馆版《书》的表述则是“狄疑且畏,罔敢深入”。古代,中原人将东、北、西、南四个方向的少数民族分别泛称为“夷”“狄”“戎”“蛮”。“秦汉之后,‘狄’或‘北狄’曾是中原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之一。”[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P:923。]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狄”曾经给中原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有人撰文说,“一部唐朝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游牧民族打仗的历史”,其实,宋代在这方面的情况与唐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一统天下之后的几个大的战事都发生在与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之间,而且是宋军胜少败多。像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与辽国(契丹族)发生的高粱河之战,结果是北宋军队败;[ 元.脱脱.宋史〔M〕本纪第四(太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P62-63。]雍熙三年(986年)北宋三路大军伐辽国的战争,结果是北宋军队在主战场被打败。[ 元.脱脱.宋史〔M〕本纪第五(太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P77-79。]再像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圣宗、萧太后领兵侵宋并深入宋境,惶恐无奈的宋真宗在澶渊郡(今河南濮阳附近)与之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元.脱脱.宋史〔M〕本纪第七(真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P125-127。]依照和约,北宋每年都向辽国进贡……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让宋王朝头疼不已。这是文正公撰纂《书》之前、亦即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之前的一些情况。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之后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像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宋朝藩属党项族首领拓跋元浩脱宋自立,僭称皇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元.脱脱.宋史〔M〕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夏国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P13995-13996。]这才有了文正公的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DB/OL〕卷一百二十六.国学大师(四库全书,张曾坛等誊录本,影印)./2018-05-24。
元.脱脱.宋史〔M〕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北京:中华书局,1985:P10270-10272。]四月“改为陕西都转运使”,五月“为龙图阁直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出征西夏。[印)./2018-06-28。]再像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国(女真族)发起攻宋战争,[ 元.脱脱.宋史〔M〕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P417。]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北宋京城开封府被金军攻陷,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往金国,北宋就此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元.脱脱.宋史〔M〕本纪第二十三(钦宗).北京:中华书局,1985:P434-435。]南宋又于卫王赵昺祥兴二年(1279年)亡于蒙古族。[ 元.脱脱.宋史〔M〕本纪第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P944-946。]因此,在古人眼里,北方之“狄”就是宋王朝长治久安最大的敌人,“敌”即“狄”,“狄”即“敌”,二字不但同音,义亦极近,“敌”“狄”二字相互借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书》中,“敌”“狄”相互借用的情况还有数处。
   再譬如在“育将材,实边郡”一节还有一句话,四库全书版《书》的表述是“实边郡,使敌无觊觎者”,而北京图书馆版《书》的表述则是“实边郡,使夷不乱华者”。“敌”“夷”二字与“敌”“狄”二字的情况差不多。“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后亦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旧时亦用以称外国人。”[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P:731。]不难看出,《书》中的“敌”指的是敌国,“夷”指的是外国人,有时候则特指外国敌对势力。觊觎的意思是“非分地希望得到或妄图占有”。[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古今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662。]单就字义而言,“使敌无觊觎者”与“使夷不乱华者”或有差异,但在《书》中的寓意却相去不远。
   笔者以为,两个版本的《书》在个别字、词上存在的这些差异或为制版过程中形成,当为无心之过。
   《范文正公文集》各版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亦即都是摘要收录《书》。譬如它们都略去了撰纂的具体时间(只以“天圣五年  月  日”或“年  月  日”这样的字眼代之)。
(二)关于段落问题
《范文正公文集》各版本所载之《书》均由“称呼、正文”两部分组成。
依文意,笔者将《书》的正文分为三段:
1.“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到“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为第一段(以下所称之《书》均指四库全书版)。
该段主要叙述了撰纂《书》的原因,共251字。
笔者把该段称作引语,抑或启辞。
2.“恭维相府居百辟之首”到“言伪而辩试于行事人焉廋哉”为第二段。
该段是《书》的主题部分,共6744字。
笔者将该段分为七节。
(1)“恭维相府居百辟之首”到“以致君于有道也”为第一节。
该节共714字。
该节议题中心:摆明问题,从宏观的层面提出建议。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十八个字的施政与改革方略,亦即“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
围绕十八字施政与改革方略,该节提出了进一步的更加具体的施政与改革建议:“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生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才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敌无觊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
(2)“夫举县令择郡长,以救生民之弊者”到“圣朝未行此典,盖亦缺矣”为第二节。
该节围绕“举县令择郡长”的问题展开论述,共1453字。
(3)“县令郡长既得其才,然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者”到“然则厚民力,固邦本,非举县令择郡长,则莫之行焉”为第三节。
该节围绕“厚民力”的问题展开论述,共1181字。
(4)“或谓举择令长,久则乏人”到“复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为第四节。
该节围绕“重名器”的问题展开论述,共898字。
名器亦称大器,通常用其比喻国家栋梁。[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古今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989。]所谓重名器,即重视人才。
(5)“某又谓育将材,实边郡,使敌无觊觎者”到“况朝廷之盛德乎”为第五节。
该节围绕“备戎狄”的问题展开论述,共855字。
(6)“某又谓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者”到“今朝廷岂谓当时之易,而不虑今时之难乎”为第六节。
该节围绕“杜奸雄”的问题展开论述,共1266字。
(7)“又谓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者”到“言伪而辩,试于行事,人焉廋哉”为第七节。
该节围绕“明国听”的问题展开论述,共377字。
3.“某往日不极言,而今极言者”到“某死罪,惶恐再拜”为第三段。
该段为《书》之结语,共576字。


二、《书》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一)《书》彰显了文正公鲜明的治国理念
1.把官吏任用、遴选、考核、监管与培养问题当作治国首要
伟人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及其培养,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卷横排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P:492。]
通览《书》之全文,不难发现,文正公对官吏问题着墨最多。《书》从六个方面提出施政与改革建议,其中四个方面(第二段的第二、三、四、五节)谈到了官吏的任用、遴选、考核、监督与培养问题,文正公对官吏问题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关于县令郡长
《书》第二段第二节对当时县令郡长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无情披露,“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已;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己,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官实素飨,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苟且之弊,积习成风。”
《书》对县令郡长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忧心不已,“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近年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皆贯盈之夫,久为民患,如此之类,至终不败者,岂止数人而已乎?”
《书》第二段第一节:“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生民之弊也。”《书》第二段第三节:“厚民力,固邦本,非举县令、择郡长,则莫之行焉。”不难看出,文正公已经把县令郡长的任用问题提高到固邦本、救生民的高度来认识了。《书》就县令郡长的任用、遴选、考核、监管与培养问题,从以下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①对县令郡长要建立工作考核、监察巡视与拔擢必举、举则担责制度。
《书》第二段第二节围绕县令郡长的管理与拔擢问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是建立考核制度。《书》认为,县令郡长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循例而授”的用人路线造成的,因此主张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通过考核将官员的工作业绩予以量化,奖励成绩优异者,去除昏迈庸常之辈。通过严格之考核打破“循例而授”的陋习,建立奖优罚劣,能者上、庸者下,黜陟有序的用人机制。(“若天下令录,自大礼以前满十考者,可成资日替与职官,七考以上,可满日循其资俸,除录事参军,则县令中昏迈庸常之流,可去数百人矣。”“委清望官,于幕职、判司、簿尉中历三考以上,具理绩举充。”)
其次是强化监察巡视制度。《书》借用“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的古例,提出了“密选贤明巡行诸道,以兴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惨四方”这样一种监察巡视制度的建议。通过监察巡视制度的建立,对那些老迈昏庸、懦弱无为、贪婪残暴的官员及时处分,(“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赦者,皆可奏降”。)让最高当局了解更多的基层的情况。(“四方利病得以上闻”。)
第三是建立拔擢必举、举则担责的制度。(“非举不授,举官之责。”)
②改进人才选拔、考核方法。
《书》第二段第四节提出了“用而不择,贤孰进焉”的观点,意思是不加选择的用人,贤人怎么能够进来呢。
另外,《书》特别强调了人才选拔过程中的考核方法。认为在人才选拔的过程中应当特别的谨慎小心,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用错人、即把政位授予不称职的人的问题。(“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焉。”)对应试之人的履历必须进行全面、认真的审核,文化考试应该全面、严格。(“行藏必审,考试必精。”)通过全面、正确的考核制度的建立与推行,引导天下学子走强学之路。(“人必强学,副其精举。”)
③加强人才培养工作力度。
《书》第二段第四节:“择而不教,贤孰继焉。”意思是只知道选人用人而不注重人才培养,人才能够源源不断吗。
文正公历来重视教育。他认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只有把人才培养的问题解决好了,才不会出现人才缺乏的问题。(“孰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提出要先在设有都督的大郡恢复学校制度……设立文学专员来专门管理这一事务。(“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辟文学掾,以专其事。”)
(2)关于将校
文正公对军队、尤其是军中官吏——将校的存续状况十分担忧。
《书》第二段第五节:“昔之战者,耄然已老,今之壮者,嚣而未战,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仍闻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
《书》认为以军队与将校目前之状况,根本算不上有武备。(“文有武备,此能备乎!”)国家一旦出现应急状况,只会失败,不会成功。(“一旦急用,万无成功。”)
有鉴于上,《书》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在忠孝之家,搜集智勇之人、即具有军事潜质的人,密授兵略,并让他们到边境任职,使其认识山川走向,经受星霜之苦、艰辛磨难,一旦出现战事不至于无法适应。(“于忠孝之门,可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一朝用之不甚颠沛”。)
第二,百官中有才识的人,可赐给孙吴兵书,使其懂得文武之道,他日安抚边境,让其担当重任。(“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
第三,要设立武举制度,广选人才。(“宜设武举,以收其遗。”)
另外,《书》还建议大力充实边境军事储备。选择得力的人担任边境的县令、通判,让他们专抓农桑生产,让边境的军事储备尽快充盈起来。(“沿边知、通,精加选择,特授诏命,专谋农桑,三五年间,丰其军廪。”)
《书》认为,只要把选拔培养军事人才(“将材”)、充实边境军事储备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即便出现什么动乱,国家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将材既良,边郡既实,师战不衂,城围不下,敌疑且畏,敢深入乎?纵有搔动,朝廷可高枕矣。”)
2.把发展经济、厚民力作为造福百姓,赢得民心,培固邦本的必经之路
《书》第二段第三节:“周、汉、李唐虽有祸乱,而能中兴者,人未厌德,作乱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乱,鲜克中兴者,人厌其德,吊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
《书》第二段第一节:“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上述两段话语表述了两层意思,一是百姓拥护,邦本就稳固。邦本稳固,即便出现点祸乱、波折,国家仍然可以复兴;邦本不稳固,一旦出现祸乱,国家就可能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是朝廷内外奢侈、开支无度,会使民力衰竭、百姓困穷;民力衰竭、百姓困穷,百姓就会与朝廷离心离德;百姓与朝廷离心离德,必然影响邦本之稳固。
如何稳固邦本?《书》第二段第三节:“可诏书丁宁,复游散之流,禁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劝稼穑之勤,以《周礼》司徒之法,约而行之,使播者艺者,以时以度,勤者惰者,有劝有戒,然后致天下富之寿之,彼不我富不我寿者,岂难革之哉?此则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意思是只有节流开源、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才能造福百姓,厚民力、固邦本。
3.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书》表现了文正公强烈的忧患意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底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之后,北宋王朝进入了一个相对承平的时期。到《书》的撰写之年、即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这个承平时期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北宋王朝内部没有出现大的祸乱,对外也没有出现大的战争,一派承平景象,但《书》却认为,在承平之表象下,北宋王朝隐患多多、危机四伏。《书》第二段第一节:“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明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此一段话语,将文正公居安思危、忧国忧民之心境勾勒的清晰无比。
譬如武备边防问题,《书》第二段第五节认为:“天下祸福,如人家道,成于覆篑,败于疾雷,圣朝岂恃其太平,而轻其后计……清谈之间,坐受其弊。盖备之弗预,知之弗为,许下之兵,日血十万,岂不痛心哉?”虽“今西北和好”,但“诚为令图,安必虑危,备则无患……今兵久不用,未必为福。……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下武之际,兵寡食足,如屯大军,必烦远馈,则中原益困,四夷益骄,深入之虞,未可量也。”
时间很快来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宋藩属党项族首领拓跋元浩在数年筹谋的基础上宣布脱宋自立,引爆了延续数年的宋夏战争。宋夏战争前期,宋军败多胜少、疲于应付,文正公戍边为帅后形势才逐步好转。
时间过去了仅仅十多年,《书》第二段第六节“武备未坚,敌志可骋,既挠之以征战,或以加之以饥馑,生灵穷匮,奸雄奋迅,鼓舞群小,血视千里”;第二段第五节“许下之兵,日血十万”的忧心之语就变成了现实,可谓一语成谶。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夏军十万,兵分两路,一路袭扰、牵制宋军主力于宋夏边境;另一路则打算乘虚远袭关中平原,进而攻占长安。结果,宋夏边境战场,宋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以下“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悉陷于贼。……贼长驱直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DB/OL〕卷一百三十七.国学大师(四库全书,张曾坛等誊录本,影印)./2018-09-11。]偷袭关中平原之夏军幸为原州知州景泰所率之宋军拦阻,拓跋元浩偷袭关中平原之阴谋才未达成,[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DB/OL〕卷一百三十八.国学大师(四库全书,张曾坛等誊录本,影印)./2018-09-11。]才没有造成更大损失。可见文正公之担忧既非杞人忧天,更非危言耸听。他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理念是何等的英明正确,难能可贵。
(二)《书》彰显了文正公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勇于担当的光辉形象
《书》第一段:“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第三段:“倘相府疑某之言,谓欲矫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岂不能终丧之后,为歌为颂,润色盛德,以顺美于时,亦何必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此说何出?笔者以为有三:
一是古礼约束。依古礼,丁忧者在服丧守制期间,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譬如在接人待物上,要“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 礼记〔M〕杂记下.北京:金盾出版社,2012:P420。]“父母之丧……非丧事不言。”[ 礼记〔M〕丧大记.北京:金盾出版社,2012:P454。]而文正公不但言事,而且是主动与当朝宰相言事,言的还是国家大事。丁忧者在服丧守制期间主动言国事,有悖于古礼,就当时而言很容易为人所非议。
二是地位悬殊。《书》发言的对象是当朝宰相,而文正公当时的官阶还比较低。以下对上言事,很容易为人所诟病,甚至招来怨恨。
三是出言刚直。《书》不仅对当朝宰相直言而谏,对朝廷过失、即便涉及当朝天子与太后亦坦胸直言,譬如第二段第六节的“国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约,除拜之际,宜量其才。”“土木之兴,久为大蠹。”如此言语很容易被加上目无君上、妄议朝政的罪名。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因言激怒上官或君上而获罪,轻则罚俸丢官,重则丢掉性命。文正公在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数遭贬谪,多与言事有关。
不难看出,文正公对撰纂《书》将承受的世俗压力和政治风险是很清楚的,但文正公面对可能出现的压力与风险,一如既往。他在《书》第三段坦言,“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是不为身名之计明矣。”《宋书》对文正公的评述是“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元.脱脱.宋史〔M〕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北京:中华书局,1985:P10268。]这就是文正公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不畏权贵、勇于担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真实写照!


三、历史定位
《书》举周汉唐三朝由兴而衰,晋与五代邦本不固、稍触即亡之史例;引《春秋》《易经》《诗经》所载之典故;借古人“否极者泰,泰极者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义理;针对当时所面临的景况,剖析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之施政与改革方略,出言有据,言辞恳切,相关史籍、大家给予了极高之评价。
《宋史》:“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即《书》——笔者注)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元.脱脱.宋史〔M〕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北京:中华书局,1985:P10295。]
《东都事略》:“母丧,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乃上书宰相,极论天下事,所言皆执政时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见而其之。……仲淹之语,忧乐信所谓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方其为书以遗宰相,慨然有兴王道致太平之意,故其治民、驭军、执政皆无易此书者,得非致君谋国之略,素已定于胸中。”[ 宋.王称.东都事略〔DB/OL〕卷五十九.国学大师(四库全书,王嘉稷誊录本,影印)./2018-09-17。]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评述道:“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皇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策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生平所为,无出此书者。”[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DB/OL〕苏序.国学大师(商务印书馆王云五1937年出版发行)./2018-09-18。]
上述史籍、大家之所述向我们传递了以下三方面的信息:
第一,文正公及其“先忧后乐”之精神被高度褒扬。文正公被称作“一代明世之臣”,被比作“圣人”。
第二,文正公的《书》被与西汉大将军韩信的“汉中对”、[ 汉.司马迁.史记〔M〕卷九十三(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P2611-2612。]三国蜀丞相诸葛孔明的“隆中对”相提并论。[ 晋.陈寿.三国志〔M〕卷三十五(诸葛亮).北京:中华书局,1982:P912-913。]《书》与“汉中对”“隆中对”一样,都是其作者未发达之前之论述,在之后的仕途生涯中被认真践行,终使其作者出将入相,事业取得巨大成功。
第三,文正公不但没有因《书》而获罪,还受到宰相王曾的青睐。
《书》以古鉴今,据典引经,结合实际,虑远谋深,它提出的诸如“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等治国方略之影响是深远的,它折射出来的许多治国理念与忧患意识对正在一心一意图振兴、谋发展的中华民族而言,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书》意义之所在。


川流不息,逝者如斯,《书》之撰纂,倏忽已近千年。笔者每每睹《书》,文正公时而忧思辗转,时而激情洋溢、伏案疾书的情状犹在眼前,让人感叹、让人流连……笔者以为,就经世治国而言,《书》完全称得上杰作、名篇。《书》必将与其撰纂者——文正公一道,流芳百世、史册永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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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鸿林.忧国忧民的范仲淹〔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P41-48。


作者:范春生,山东省潍坊市人,高级经济师,潍坊市供销实业有限公司(改制前为国标中一企业)原董事长。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DB/OL〕.国学大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8出版,影印)./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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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DB/OL〕卷一百二十六.国学大师(四库全书,张曾坛等誊录本,影印)./201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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