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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北宋的儒学复兴及书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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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2 20:59: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范仲淹与北宋的儒学复兴及书院教育
福建师大  徐心希

【论文提要】范仲淹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他终身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准则,重教兴学,嫉贪爱民,旨在振兴大宋王朝,拯救百姓。少年范仲淹即入应天府书院求学,不久又掌教于该书院,并且积极改革书院教学。应天府书院能在北宋鼎盛一时、声名远扬,与范仲淹殚心竭虑讲学与倡导儒学复兴紧密相关。
【关键词】范仲淹  儒学  书院  北宋

千古名臣范仲淹不仅是众所周知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终身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准则,重教兴学嫉贪爱民旨在振兴大宋王朝,拯救百姓于水火。少年范仲淹即入应天府书院求学,不久又掌教于应天府书院积极改革书院教学应天府书院能在北宋鼎盛一时、声名远扬,与范仲淹殚心竭虑讲学与倡导儒学复兴紧密相关。书院是唐宋时期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始于唐,盛于宋,对古代人才培养和社会教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享有盛誉的应天府书院位居宋初四大书院之首,扬名中外。本文就范仲淹对应天府书院教育的创新及其所做出的贡献,力图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希冀对研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有所帮助。
、千古流芳的应天府书院
书院是古代一种独立而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教育机构,书院源于东汉,史称“精舍”或“精庐”。“书院之名始于唐,及至宋书院大兴仅北宋一朝就有规模建制的书院38所之多其中最名的有四大书院即应天府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嵩阳书院在四大书院中地处中原的应天府书院,因为汇集名师,屡出高徒,所以人气最旺名分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南京国子监,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史载州郡置学开始于此。 应天府书院前身为“南都学舍”,乃五代后晋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为南京,成为北宋陪都。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应天书院改升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称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学者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书院内主要建筑物有:崇圣殿、大成殿、前讲堂、书院大门、御书楼、状元桥、教官宅、明伦堂、廊房等。
后晋时商丘人杨悫热心于桑梓教育,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建立睢阳学舍聚众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戚同文传承师业,勉力办学。相继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睢阳学舍渐成文化学术交流与莘莘学子教育机构。唯戚同文逝后,曾一度关闭。
北宋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时追念太祖应天顺时,开创宋朝,遂将发迹之处宋州(今河南商丘)改名应天府。大中祥符二年(1009)邑民富人曹城,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两白银,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城为助教,复建书院。真宗大为赞许,下诏表彰,赐名“应天府书院”。《宋会要》里载有当年二月二十四日对书院赐额的这份诏书。应天书院取得官学地位,得以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官学化书院。应天府书院与曲阜文宣王庙建立较早,宋人有“州郡置学始此”之称。大中祥符七年(1014)应天府又升格为南京,为宋朝三京之一。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当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岁末,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期间,教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留有众多遗文,如《上执政书》、《南京书院题名记》、《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唐异诗序》等。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参与“庆历新政”,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变法,书院实行“三舍法”改革学校制度。靖康之变,金人挥师南下,书院毁于兵火,荒废近250年。其后,应天书院屡建屡废,名称也不断更改。元初虽建有归德府学堂和文庙,然元气大伤,规模骤减。
明嘉靖十年(1531)巡按御史蔡瑗将位于商丘城西北隅之社学改建,沿用旧名“应天书院”。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亦未能幸免。万历二十九年(1601),归德知府郑三俊重建“范文正公讲院”于归德府学东,效法范仲淹的亲历精神,亲自执书讲学,培养众多杰出人才,诸如官至户部尚书的侯恂,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恪,兵部侍郎叶廷桂、练国事等,皆为郑氏赏拔。他们颇有范仲淹刚正不阿,崇志向、尚气节的精神,为官多著清声。“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因范仲淹曾掌教应天府学,后人为纪念其讲学育士之功,故名范文正公讲院。明代中后期睢阳没于黄河,城址北迁,原讲院故址业已荡然无存。
建国之后,应天府书院因各种原因并未受到重视。直至200110月,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在视察商丘古城时指示:“应天书院的影响太大了,应该尽快把应天书院复建起来。”遵照李克强的指示,为充分挖掘这一宝贵历史文化资源,经中共商丘市委、市政府和睢阳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多方努力,启动应天书院修复项目。
20042月,应天府书院修复工程开始一期工程建设。重建的应天书院由河南大学设计,按历史文献记载恢复原貌,完成仿古围墙、大门、崇圣殿、道路、门前广场、状元桥以及院内外绿化等工程。20098月,应天府书院二期工程开建,主要是讲堂等复原工程。2007年开始重建后的应天府书院开始对外开放。
范仲淹应天府书院
范仲淹一生仕途坎坷数进数退尽管如此他培养人才振兴教育的信念从未动摇他在儒学盛行的时代里诠释先忧后乐”、重教兴学的思想轨迹这与他起家孤贫”,在应天府书院所受的教育及其后又在该书院讲学的经历分不开他促成并见证了应天府书院的最鼎盛时期
1、艰苦的书院求学经历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出身官宦世家其父范墉博学能文曾任北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范仲淹生于徐州两岁时父亲病故于任上母亲谢氏贫无所依遂改嫁于时任平江府(今江苏吴县)推官的山东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人朱文翰范仲淹便更姓改名朱说朱文翰先后易地湘皖为官范仲淹母子相随游居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朱文翰调任山东淄州长史范仲淹随母定居继父故里长山县朱家村范仲淹自幼勤奋学习刻苦自励“寒暑不倦”“少有志操”。起初,他在当地长白山中的醴泉寺学习他发愤图强耆苦如饴, “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两块,断薤十数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三年”。这就是范仲淹“断齑划粥”的读书生活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22岁的范仲淹慕戚同文之名从山东淄州(今山东淄博)不远千里来到宋州(今河南商丘)的南都学舍即应天府书院求学此时书院的掌学已是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教育家继承了祖父的教育风格弘扬教化主张有教无类”,并以从严治校尊师爱生启发互动教学相长而称誉于教育界,使应天府书院如沐春风,人才辈出。书院的执教者大部分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均为书院的名师在应天府书院严谨精勤开放、和谐的治学风气的熏陶下心存高远志向宏阔的范仲淹求学生涯极其艰苦。他常常以颜回自比“昼夜不息,冬月备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诞生时戚同文已去世两人并无直接师生关系但范仲淹在思想追求道德情操上以戚同文为楷模欧阳修在《范碑》中介绍范仲淹为专心学习排除外界干扰特地扫一室单独居住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的学业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这也是他形成“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感情的坚实基础在应天府书院五年的寒窗苦读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已经达到了“积学于书,得道于心”的效果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终极目标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结束了20年的苦读生涯一举进士及第自此踏上仕途获得了为民尽责为国尽忠的难得机缘次年范仲淹被授广德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他把母亲从山东接到应天府奉养且改姓归宗并娶应天府李昌言的女儿为妻于是应天府便成了范仲淹的第二故乡
2主持应天府书院更新教育理念
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的母亲去世。慈母离世为他留下了“吾母甘旨未尝充”,“罔极之报曾无”的终生遗憾他为母亲守丧伴灵而退居应天府。同年正月原枢密副使晏殊调知应天府兼任南京留守晏殊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对范仲淹极为赏识聘请他到应天书院“掌府学教席”,执教于应天府书院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专业教学生涯范仲淹恪尽职守诲人不倦如家,视学生如己出,经常对学生进行夜问答疑与个别辅导他教学依法则管理立制度旨在为朝廷倾力发展教育选拔人才他在《上执政书》中请求政府做到“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翌年他又写有《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在其中论述了儒家道德的基本内容学校教育对社会个人发展的作用他还写有名噪文坛杏林的《南京书院题名记其中论述了南京书院即应天府书院的办学经验书院的发展史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学校的主要成就等方面范仲淹以 致治天下培养实用人才为教学目的充分肯定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作用他主张通过教育引导学生关心政治联系时务培养“辅成王道”之人“经济之才”,“文武兼备”的将帅医务人才而不是把对学生的教育局限在经典与一般文言诗赋上坐而论道他重视教育和学校的作用认为学校是出贤才的地方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说“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教,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在教育内容方面,他继承了孔子的基本主张提出的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他注重在文献知识礼仪制度从政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教育学生强调“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在选拔人才方面主张先教育后选拔德才兼顾德行当先科举选拔时以策论为主并注重贯通道理和论析问题的能力以选取实用人才这对科举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范仲淹非常重视对教师的选择要求教师要通经明道授业育德身体力行教管并重
虽然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讲学授教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由于他执教有方加之王洙韦不伐等学者鼎力支持书院学风显著提升,教学质量快速提高为北宋兴学重教树立了光辉的楷模“天下庠序,视此而兴”。由于他的影响“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他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高尚的情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他一生培养了政治家富弼,著名将领狄青等提携荐举过胡瑗孙复欧阳修李觏等名思想家开导过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等可以说宋代人才兴盛学术发达一代名臣范仲淹功不可没
范仲淹的勤勉教学、积极探索,对正在成型的书院教育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在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实践,推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了书院与创新的紧密联系。他在掌教应天府书院期间,撰写南京书院题名记》历史文献中,他一方面记载了应天府书院的创建过程(该书院又名南京书院),将那些在应天府书院建设过程中的贡献者记录下来;另一方面,他又重点阐述了自己的书院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应该说,通过为应天府书院写记,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己主持书院教育的理想。他说:“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还可以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在这篇记中,既表达了自己学术观念,即复兴儒学,回归儒家经典的义理。这种“经以明道”“文以通理”“天人之学”,恰恰是儒学的经典理论。这篇记同时还表达了范仲淹的教育理念,即培养一种既有“忧天下之心”的人格情怀,又有治平才能的“卿大夫者”。他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与教育理念,融入到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制度建设与教学实践活动之中,使得应天府书院最早成为复兴儒学的前哨阵地
三、殚心竭虑复兴儒学精神
1、北宋复兴儒学第一人
众所周知,北宋中期的学术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使宋代儒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范仲淹被视为这一时期收拾儒门、复兴儒学的第一人。南宋陈傅良曾说:“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与其徒抗之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朱熹也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 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仲淹倡导传统儒学,躬身力行,为儒门士子重新树立了可以践行的人格典范。
实际上,北宋理学的兴起,最初表现为庆历时期开始出现的一个复兴儒学的思潮。北宋初期的几十年里,正统儒学并不为人所重视。士人学子无非是把儒学当作科场获胜的阶梯。而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与并行,更是使君主与士大夫们各取所需,为己所用。这一情况也日益惨淡,收拾不住。程颐在评价当世之学时曾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 必趋于道矣面对内忧外患,朝廷内外及有志士宦们面临着是否改弦易张的抉择,范仲淹对此亦早有深刻认识。急功近利的“进士场屋之业”与不关注现实的“释、道山林之趣”都被范仲淹视为异端。“明体达用之学”是道学的基础,怎样在此基础上,调和“释、道山林之趣”成为范仲淹在当时思索和解决的问题。他对佛道持理性和包容的态度。北宋立国以后,因外患不断,内乱迭起导致经济困顿,朝中重臣多强烈反对佛道二教,以改善窘迫的状况。范仲淹提出对佛教“止可完旧,勿许创新”,而没有绝对地反对。他客观地看待佛道之利与弊,融汇三家思想,铸熔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越境界。
范仲淹复兴儒学之精神主要是依托庆历新政和执掌睢阳书院来实现的。如前所述,他曾就学和执教于睢阳书院。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学子络绎不绝。睢阳学统所展现出的艰苦砺行、恢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视内圣,明道经世,关注社会的精神对矫正五代以来的文教风俗之弊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科举考试要“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从而“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可见,范仲淹恢复儒学传统精神的理念坚定而且明确。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一文谓“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展现了睢阳书院生活对他振兴儒学理念的深刻影响。
天圣六年(1028)经晏殊的推荐,范仲淹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他风尘仆仆从民间而来,给朝野带来了新的气息。旋因直言刘太后干政而遭到贬谪。虽然未及施展其“革时弊”的政治主张,却展现了他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儒学情怀。他打破释老的“空遁”和“无为”,大胆的革新成为了救世良方。欧阳修评价他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虽官至副宰相,主持了“庆历新政”,但是他一生中在朝时间很短,有四进四黜之经历。前三次都是因为耿直言事而被贬出京。但其志始终不改,在《灵乌赋》中表达了仍然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为官准则。他对为民为国、追求圣功从不避讳,因此他被政敌吕夷简等人污蔑为“好奇邀名”、“务名无实”。对此,他不以为然,继续作《帝王好尚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论予以反驳。其中《近名论》说:人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庆历三年(1043)的新政虽然如昙花一现,但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名士”所倡导的复兴儒学的思潮却逐渐蔓延开来。“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来士大夫们的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并且很快就在士林之间获得巨大的反响。范仲淹的倡导与躬行使得北宋中叶以后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种新的人生价值、人格理想在士大夫群体间悄然形成。他们把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的儒家核心价值发扬光大,而且区别于晚唐和五代时期的士大夫们,他们表现出了通过修齐治平成为圣贤的人格理想。《宋史·忠义传》云:“(北宋)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诸贤,以直言论倡与朝,于是众位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应当说是恰如其分地对范仲淹做出了中肯的评价。
正如有学者指出:“佛教影响儒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即佛教的心性本体论影响了儒学在此时期的发展。宋代的新儒学建立了中国传统儒学与天道的联系,把“性”作为政治与伦理的根本依据,而在此之前儒学与身心修养、精神归宿基本是无关联的问题。范仲淹的思想有着相当浓重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之意,他试图对心性、性命、天道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借鉴了释、道二家的境界与思维方式,完善传统儒家的缺失,理性地接受和对待儒学与佛学,援佛入儒,为理学“心性论”构架了新的思维模式。范仲淹不以贫困为忧,以刻苦向学为乐,忧乐圆融 的超越精神,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境界。范仲淹从幼年时期开始就受到佛教思想的浸润,作为佛教外护的他提倡合理发展佛教。范仲淹早年寓居醴泉寺,他在广泛涉猎六经的同时,染沐“佛性向善、普渡众生”的佛学教理。范仲淹一生多建寺、度僧的善行,不乏与禅僧讨论禅机的行动。他在回高僧偈语时也说: 连朝共话释疑团,岂为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收识性入玄关”据《居士分灯录》卷上记载,他曾得到佛经《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一卷,并为其做序,此序足见其深入经藏得正见。
2、儒家人格理想成为推动复兴儒学的动力
范仲淹寒门子弟,毫无政治背景。经过青少年的刻苦学习、艰难奋斗,成就为北宋前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这一切,与他年轻做秀才时即“慨然有志于天下”紧密关联,他是沿着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勉励自己,他后来的创通经义的文化建设与革新政令的经世实践是密切相连的。早在天圣三年(1025)大理寺车丞任上撰有《奏上时务书》,提出了关于救文弊、复武举、革赏延、兴师道等一系列革新政令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他后来推动庆历新政的滥觞。天圣五年(1027)又有《上执政书》重点阐发了吏治改革的思想;天圣六年(1028)再次上书陈述其革新政令的思想。
范仲淹独特的政见、经世的才能逐渐得到同僚的认可,也因此而得到朝廷的重用。庆历四年以后开始进入权力核心,担任了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等,因此而更加系统地提出有关革新政令的改革思想。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他全面提出革新政令的主张,包括有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事”,从而全面启动了名垂青史“庆历新政”然而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推动的革新政令,侵犯了朝廷一些权贵的既得利益,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受到权贵集团的排挤与打击,被贬外放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庆历新政也随之夭折。但是,推动的革新政令的改革活动,却对北宋的学术思想变革、教育制度创新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推动了作为新儒学的宋学兴起和发展。
范仲淹的革新政令原本是因宋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积弊而起。所以,在范仲淹倡导的政令改革中,首先是针对上述各个领域其一,范仲淹对以整肃吏治与人才选举为重点的政治改革十分关注,在他给朝廷一系列上书中,鲜明地表达了对吏治改革、科举改革的主张。他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写道:“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之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 他倡导的吏治整顿、科举改革就是要从政治上解决宋朝建国以来的种种积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所实施的革新政令,即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也是以“明黜陟”“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一系列措施,以解决吏治败坏、官员冗滥等严重问题。他特别强调:“历朝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范仲淹所推动的革新政令也涉及经济、军事领域。当时种种积弊,大量涉及经济、军事领域。他在《上执政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将经济、军事放在十分重要地位的:“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其中主要涉及经济军事方面。而在他推动的庆历新政十事之中,关于“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等,均是在经济、军事领域的政令改革。如他对“厚农桑”一事说:“今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江浙诸路岁籴米六百万石,其所籴之价,与辇连之费,每岁共用钱三百余万贯文。又贫弱之民,围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劝课之方,有名无实。故粟帛常贵,府库日虚,此而不谋,将何以济?” 他推动的相关革新政令,就是希望解决这些弊端。其三,范仲淹的创新政令体现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中国有一个久远的思想传统,就是将学术思想、文化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儒家士大夫的重要政治理念。面对北宋初年以形成的一系列积弊,认为最根本的是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问题。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写道:“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他希望限制佛老之书,在文化思想领域复兴儒家之道以“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儒教式的文明国家。他也特别强调与学术思想相关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改革,他指出“某谓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范仲淹的文化教育改革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即进行学校制度、选举制度的改革,从制度上保障人材的培养、人材的选拔,满足国家对人材的需求。另一个是学术思想层面,即学校教学和科举考的内容,强化“明经”(求体)与“策论”(达用)的内容要求,特别要能够“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
综上所述,范仲淹为儒学开辟了新的理路和旨趣,建立了新的儒学理论框架,实为宋代新儒学之先驱。范仲淹的思想中充满了对佛教的心性本体论的借鉴,初步有了构建道德形而上体系的痕迹。此举调和了历来中国的儒学过分重视政治伦理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情感欲望之间的矛盾,改变了魏晋、隋唐时期儒门收拾不住的局面。慧能的佛学革命确实解决了困顿的中国士大夫们的精神信仰问题,同时也对儒学形成了新的压力。范仲淹深入六经求原理,倡“孔颜乐处”探“古仁人之心”。他的“天人会同”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理学家们。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明体达用”之精神。而这些理论的提出与深化,都是借助于书院这个平台得以逐步实现的。范仲淹长期致力于书院教育与复兴儒学的开山之功,学术界应当做出客观的评价。

作者:徐心希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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